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方悬停了很久。屏幕的光映在眼镜片上，有些晃眼。

儿子昨天刚教我用这个购物网站，他说：“妈，现在什么都能在网上买，你试试。

”他握着我的手，带着我的食指在鼠标上点了又点，像教小孩子写字那样耐心。

我七十八岁了，学什么都慢。终于，我的食指落了下去，在“评价”那个小方框里点了一下。

光标开始闪烁，一闪一闪的，像在催我。可我要写什么呢？我要写的就是那么句话，

在心里翻来覆去想了大半辈子的话。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敲：“桂花糕，以前的时候吃不起，

吃得起的时候牙不行了，血糖高，大夫不让吃了。”打完这行字，我的手停在键盘上，

微微发颤。不是老来的帕金森，是别的东西在颤。窗外，十月的南京城，

桂花正开到最盛的时候。我的窗户开着一条缝，那香味就顺着缝钻进来，浓得化不开，

甜得发腻。我深吸了一口气。桂花的香，和六十多年前一样，一点没变。

1.1957年的秋天，也是这么香。那时候我十八岁，在大华棉纺厂当挡车工。

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，走四十分钟的路去上班。经过秦淮河边的老巷子，

总能闻到那股子桂花香——是从“徐记糕团店”飘出来的。每天清晨，

徐老板就开始蒸桂花糕，那香气能飘半条街。可是我只能闻闻。那时候粮票精贵，

我们一家五口，一个月只有一百四十斤的定量。桂花糕是细粮做的，还要桂花、白糖，

那是奢侈品。我每个月工资二十四块五毛，要给家里十五块，自己留九块五毛。

这九块五毛要管一个月的伙食、日用品，有时还要买点头绳、肥皂。一块桂花糕，要两毛钱，

还得要糕点票。我有一次算过：如果我一天少吃二两饭，省下四两粮票，

再攒上八天的伙食费，就能买一块。但我不敢。少吃二两饭，下午挡车的时候眼前就会发黑。

我们车间里有个姑娘，就因为营养不良晕倒在机器旁，差点把手指绞进去。所以每天清晨，

我都是深吸几口那香气，就当吃过了。直到国庆节前那个礼拜。厂里通知，为了庆祝国庆，

每人发二两桂花糕，算是福利。车间里一下子炸开了锅，姑娘们叽叽喳喳讨论着要怎么吃。

小梅说她要把桂花糕泡在开水里，化成一碗甜汤，慢慢喝。秀珍说她舍不得一次吃完，

要切成八小块，每天吃一小块。我没说话。我心里想的是我娘。我娘肺不好，咳嗽了大半年，

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医生说她需要营养，可家里哪来的营养？

我想把这两块桂花糕全带回去给她。她是苏州人，年轻时最爱吃桂花糕，嫁到南京后，

就很少吃到了。发糕点的日子是九月二十八号，星期六。下班铃一响，

所有人都往食堂跑——福利在那儿发。我排在队伍里，手心有些出汗。轮到我时，

食堂的张师傅用油纸包好两块桂花糕，递到我手里。那油纸温温的，透着点热气。

我没敢打开看，赶紧放进带来的饭盒里，盖上盖子。可饭盒盖不严实。回宿舍的路上，

那香味一阵一阵地从缝隙里飘出来。我走得很慢，一只手紧紧按着饭盒盖子，

好像怕那香味跑了似的。其实不是怕香味跑，是怕自己忍不住。我的胃在叫，我知道。

从早上到现在，我只喝了一碗稀粥，吃了半个窝头。走到厂区那排桂花树下时，

我终于停住了。四下无人。我偷偷打开饭盒盖子。两块桂花糕安静地躺在里面，淡***，

撒着干桂花，边角处有些碎了，露出里面白色的米糕。我凑近了闻，那香气直往鼻子里钻，

甜丝丝的，带着桂花特有的清冽。我伸出手指，想抠一点点碎屑尝尝。就一点点。

我的指尖刚碰到糕体——“李桂香？”一个男人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。

我吓得差点把饭盒扔出去，猛地转身，饭盒盖子“哐当”一声掉在地上。

站在我面前的是王建国，机械厂的学徒工。我认得他，是因为上个月车间有台机器坏了，

他来修过。他个子高，干活时很认真，不怎么说话。“对、对不起。”他显然也吓了一跳，

赶紧弯腰帮我捡起饭盒盖子。我的脸烧得厉害，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抓了个正着。

“我……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王建国把盖子递给我，目光不经意地扫过饭盒里的桂花糕。

他的喉结动了动，然后迅速移开视线。“你也领了福利啊。”他说，声音有些干。“嗯。

”我低头盖上饭盒，手指还在抖。一阵沉默。桂花簌簌地往下落，落在他的肩头，

我的头发上。“那个……”王建国突然开口，“我听说，你娘病了？”我惊讶地抬头看他。

他怎么知道？“我、我听你们车间的小梅说的。”他解释道，耳根有点红，

“她说你娘肺不好，你省下钱给娘买药。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好点点头。又是一阵沉默。

然后王建国做了一件我完全没想到的事——他从自己的布袋里掏出一个小油纸包，

塞到我手里。“这个给你。”他说完转身就走。“哎，等等！”我追上两步。

他已经走出几米远，回头摆了摆手：“我不爱吃甜的！”我站在原地，看着手里的油纸包。

打开，里面是两块桂花糕，和他自己领的一模一样。不同的是，他那两块很完整，

边角都没有碎。那天晚上，我失眠了。我娘吃了我带回去的四块桂花糕，

高兴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她吃了一小块，剩下的非要分给我们兄妹三人。我们推来推去，

最后一人吃了一小口。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尝到桂花糕的味道——甜，但不腻；软，

但不粘牙；桂花的香气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喉咙深处。而王建国给我的那两块，

我一直没舍得吃。我用干净的布包好，藏在枕头底下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我都拿出来闻一闻。

那香味慢慢变淡了，但还在。就像王建国那句“我不爱吃甜的”，明明知道是谎话，

却让我的心暖了很久。三天后，我在厂区又遇见他。这次是我主动走过去的。

我把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饭盒递给他——就是装桂花糕的那个饭盒。“谢谢你。”我说，

声音很小。王建国接过饭盒，摇摇头：“不用谢。”我们并肩走了一段，很慢。秋风吹过，

桂花落了我们一身。“等以后日子好了，”王建国突然说，“我买一整盒桂花糕给你吃。

”“一整盒是多少？”我问。他想了想：“十块……不，二十块！让你一次吃个够！

”我笑了。他也笑了。那是1957年的秋天，我十八岁，他二十一岁。我们都相信，

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那时候我们不知道，这个“以后”要等很久很久；也不知道，有些承诺，

说的人会记一辈子。2.“奶奶，您对着电脑发什么呆呢？”孙子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，

把我从回忆里拽了出来。我慌忙抬手抹了抹眼睛——不知什么时候，眼角湿了。

“没、没什么。”我摘下老花镜，“你怎么来了？”“我妈让我给您送这个。

”孙子王睿拎着一个精致的纸盒走过来，放在桌上，“新出的无糖桂花糕，说是木糖醇做的，

您可以尝尝。”我看了看那盒子，包装很漂亮，烫金的字，还有水墨画。打开，

里面整齐地排着十二块小糕点，每一块都独立包装，干干净净。“现在的糕点，做得真讲究。

”我说。王睿拉过椅子在我旁边坐下，探头看我的电脑屏幕：“您在写评价？

我看看……‘桂花糕，以前吃不起，吃得起的时候牙不行了，血糖高，大夫不让吃了。

’”他念完，沉默了几秒。“奶奶，”他轻声说，“您又想爷爷了？”我没说话，

只是看着窗外。窗外的桂花树是王建国去世那年种的，现在已经有碗口粗了。每年秋天，

它都开得特别旺，好像要把所有香气都释放出来。“您知道吗，”王睿说，

“我小时候最盼两件事：一是过年，二是桂花开的季节。因为只有这两个时候，

爷爷才会破例让您吃一点点桂花糕。”我点点头，笑了：“你记得倒清楚。”“当然记得。

每年桂花开了，爷爷就去买一小块回来，用刀切下薄薄一片给您，剩下的全分给我们小孩。

您那一小片，要吃好久，含在嘴里慢慢化。”是啊，慢慢化。就像那些年月，慢慢地过，

慢慢地苦，也慢慢地甜。3.1976年的秋天，我已经是王建国的妻子十年了。

我们有一儿一女：小明八岁，小红五岁。我们住在机械厂分配的一间半筒子楼里，

十六平方米。房间里一张大床、一张小床、一个衣柜、一张桌子，就挤得满满当当。

厨房是公用的，在走廊尽头，三家共用。日子依然紧巴巴的，但比五十年代好了一些。至少，

顿顿能吃饱了。只是细粮还是少，肉更少。一个月每人半斤肉票，我通常攒着，

等孩子们生日或者过节时一起用。那年小明生日是十月八号，正好桂花还开着。前一夜，

我和王建国躺在床上商量。“明天小明生日，我想给他买块桂花糕。”我说。

王建国在黑暗里沉默了一会儿：“多少钱？”“一毛五一两，一块大概二两，三毛钱。

还要糕点票。”我们都不说话了。三毛钱，可以买一斤青菜，或者半斤豆腐。糕点票更难弄，

每个月只有半斤，通常要留着过年过节用。“买吧。”王建国最后说，“孩子八岁了，

还没吃过一整块桂花糕。”第二天，王建国天不亮就起床去排队。

那时候买紧俏商品都要排队，糕点更是如此。我起来做早饭时，他已经走了。等到上午九点，

他还没回来。小明已经问了好几遍：“爸爸怎么还不回来？”“快了快了。”我说着，

心里也着急。十点钟，王建国终于回来了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油纸包，

小心翼翼地打开——里面是四块桂花糕。“怎么四块？”我惊讶地问。

“今天店里每人限购两块，我排了两次队。”王建国说。他的头发被秋风吹得乱糟糟的，

手冻得通红。他排了多久？三个小时？四个小时？我没问。四块桂花糕摆在桌上，

孩子们眼睛都直了。“这是给小明过生日的，”我说，“我们一人一块。”“不，

”王建国按住我的手，“你跟孩子们吃，我不爱吃甜的。”又是这句话。二十年了，

他还是用同一句谎话。最后我们分了又分：小明一块，小红一块，我和王建国分一块，

剩下一块留着明天吃。实际上，分给我们俩的那一块，王建国只吃了一小角，

剩下的全推给了我。“你吃，”他说，“你小时候也没吃过。”我***那口桂花糕，

突然想哭。不是因为它甜，是因为它背后的东西——王建国凌晨四点起床去排队，

在冷风里站了几个小时，就为了这几块糕点。而他自己，只舍得吃那么一小角。

小明吃得特别慢，小口小口地咬，每一口都要在嘴里含很久。“爸，妈，”他突然说，

“等我长大赚钱了，要给你们买一屋子桂花糕！堆得满满的，让你们天天吃！”王建国笑了，

摸摸他的头：“好，爸等着。”小红也赶紧说：“我也买！我买两屋子！”我们都笑了。

那天的阳光特别好，从窗户照进来，正好照在那几块桂花糕上，金黄金黄的。

桂花的香气从窗外飘进来，和糕点上的香气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是哪。

那是我记忆中最甜的一个生日。虽然我们分食的只是一块桂花糕，但我们分享的，

是那个年代最珍贵的东西——希望。我们相信孩子们会有更好的未来，

相信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，相信“一屋子桂花糕”的承诺，总有一天会实现。4.“奶奶，

您尝尝这个无糖的，就尝一小口。”王睿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他已经拆开一块糕点，

用小碟子装着，递到我面前。我看着那块糕点。它很精致，比记忆中的桂花糕小巧，

颜色也更淡雅。我拿起旁边的小叉子，切下很小的一块，放进嘴里。木糖醇的甜，

和白糖不一样。它甜得有些刻意，有些单薄。桂花的香气倒是很浓，但那是香精的味道，

不是真正的桂花香。米糕很细腻，细腻得没有一丝颗粒感。“怎么样？”王睿期待地看着我。

“挺好的。”我说，但其实心里想的是：不是那个味道。

不是1957年王建国塞给我的那个味道，不是1976年我们全家分食的那个味道。

那些味道里，有粮票的珍贵，有排队的辛苦，有分享的温暖，

有岁月沉淀下来的、无法复制的东西。“您要是不喜欢，我下次换一家买。”王睿说。

“不用，”我摇摇头，“这个就很好。奶奶现在，能吃上一口就不错了。”是真的。

我有糖尿病十年了，空腹血糖一直控制得不好。去年还查出来高血压、高血脂。

大夫下了死命令：甜食绝对不能碰，糕点更是一口都不能吃。有时候我觉得，

人生就是这样讽刺：年轻时什么都想吃，但什么都没有；老了什么都有了，但什么都不能吃。

王睿陪我说了会儿话，接了个电话就要走。临走前，他又叮嘱我：“奶奶，

您要是想买什么就在网上买，不会的就给我打电话。对了，您那个评价还没提交呢。

”他指了指电脑屏幕。我这才想起来，那个写了半句的评价还开在那里。光标还在闪，

一闪一闪的，等着我继续。“我知道了，你忙去吧。”我说。王睿走后，房间里又安静下来。

我重新戴上老花镜，看着那句话：“桂花糕，以前的时候吃不起，吃得起的时候牙不行了，

血糖高，大夫不让吃了。”我想了想，把光标移到这句话后面。

然后继续写：“但是还是要谢谢店家。闻到这个味道，我就想起很多年前，在南京的秋天，

有个人排了很久的队，买回几块桂花糕。那时候我们很穷，但分着吃一块糕点时，

觉得全世界都是甜的。”写到这里，我停住了。

窗外传来孩子们的笑声——是楼下邻居的孙子孙女在玩。他们跑来跑去，踩着满地的桂花，

笑声清脆得如同风铃。我想起我的孙子孙女，想起他们小时候，王建国还在的时候。

每到桂花开的季节，他就会抱着他们在树下转悠，教他们认：“这是金桂，这是银桂，

这是丹桂……”孩子们咯咯地笑，伸手去够枝头的花。那些日子，好像就在昨天。

可王建国已经走了十三年了。他走的时候也是秋天，桂花正香。他躺在病床上，瘦得脱了形，

但眼睛还清亮。医生说他的血糖太高，并发症严重，绝对不能吃甜食。

可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偷偷对我说：“桂香，我想再吃一口桂花糕，就一口。”我哭了，

说不行，医生不让。他握着我的手，很轻很轻地说：“我这辈子，

最甜的……还是57年……你饭盒里那块……”那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后来我还是给他弄了一小块，用木糖醇自己做的。我喂到他嘴边，他舔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

像个孩子。三天后，他走了。走的时候很安详，嘴角好像还带着那点甜。

我删掉了刚才写的那些字。重新开始写：“桂花糕，是年轻时的一个梦，是中年时的一份盼，

是老了后的一缕香。谢谢店家，让我又闻到了1957年秋天的味道。虽然不能吃，但闻着，

就足够了。”写完，我看了很久，然后移动鼠标，点击“提交”。

屏幕上弹出一个提示：评价成功。我关掉网页，关掉电脑。房间里暗了下来，

只有窗外的天光，和满屋的桂花香。我慢慢起身，走到窗前。楼下的桂花树下，

孩子们还在玩耍。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捡起地上的桂花，捧在手里，给她奶奶看。

奶奶笑着摸摸她的头，说了些什么。我看着，看着，突然觉得眼眶又热了。王建国，

你看到了吗？现在的孩子们，不用排队就能吃到桂花糕；现在的桂花糕，有无糖的，

有低糖的，有各种各样的口味；现在的日子，真的像我们当年希望的那样，好起来了。只是，

你不在了。只是，我能吃了，却不能吃了。但也许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。

我们熬过了最苦的岁月，等到了最甜的时代。虽然我们不能一起品尝这份甜，但至少，

我们曾经分享过那份苦。而在那份苦里开出的花，比任何甜都要珍贵。窗外的桂花，

还在静静地落。一层又一层，像是时光的碎片，又像是未说完的话语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

让那香气充满整个胸腔。然后轻声说，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，

也对着记忆里的那个人：“今年的桂花，开得真好。”5.1976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。

才刚进十月，秦淮河边的梧桐就开始掉叶子了。风一起，黄叶打着旋儿往地上落，

铺了厚厚一层，踩上去沙沙地响。我家那栋筒子楼门口有棵老槐树，叶子落得更凶，

每天清晨我都要扫上好一阵子。但我不讨厌秋天。秋天有桂花。

我们这栋三层筒子楼住了十二户人家，家家门口都堆着杂物——煤球炉子、旧木箱、晾衣架。

楼道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味道：煤烟味、白菜味、偶尔谁家炖肉的香味。但到了十月，

这些味道都会被桂花香盖过去。楼前楼后种了五六棵桂花树，也不知道是哪年哪月谁种的。

每年这个时候，整栋楼都泡在甜丝丝的空气里。傍晚孩子们放学回来，

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树下，仰着头看那些小米粒似的黄花。胆子大的男孩会爬上去摇树枝，

桂花就像雨一样落下来，落在女孩们的头发上、衣领里。小明八岁了，正是猫嫌狗厌的年纪。

他也想爬树，被我拦下了。“摔下来怎么办？”我说。“隔壁二毛都爬了。”他不服气。

“二毛摔断胳膊的时候你没看见？”我戳戳他的额头，“再说了，桂花是大家的，你摇下来，

别人还怎么闻香？”小明撇撇嘴，但没再争。这孩子懂事早，知道家里不容易，

很少像别的孩子那样撒泼打滚要东西。只是今天不一样——今天是他生日。6.天还没亮透，

王建国就起身了。我迷迷糊糊地感觉到身边的床板轻了一下，然后是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。

窗户纸刚泛出鱼肚白，秋天的晨光灰蒙蒙的，像隔着一层毛玻璃。“几点了？”我含糊地问。

“四点半。”王建国压低声音，“你接着睡。”但我睡不着了。

我听着他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，从门后取下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。他走到小床边，

给踢被子的女儿小红掖了掖被角，又在儿子小明露在外面的胳膊上轻轻摸了摸。

然后他拿起床头柜上的布袋子——那是用我一件旧衬衫改的，已经补过三次了。“路上小心。

”我说。“嗯。”他应了一声，开门出去了。门轴发出轻微的吱呀声，

在寂静的清晨格外清晰。我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——去年屋顶漏雨留下的，

形状像一只展翅的鸟。楼里陆续有了声响：隔壁刘婶的咳嗽声，

楼下张师傅起床生炉子的动静，远处传来早班公交车的喇叭声。1976年，

我们结婚十年了。这十年，日子像一架老旧的织布机，吱吱呀呀地往前织。

织出来的布不漂亮，甚至有些粗糙，但结实，耐磨。王建国从学徒工成了***技工，

工资从十八块涨到了四十二块五。我也从棉纺厂调到了街道办，虽然钱少一点，但离家近，

能照顾孩子。我们有了这间十六平方米的房间，有了一儿一女，

有了一个虽然拥挤但属于自己的家。只是桂花糕，依然是个奢侈品。7.小红先醒的。

五岁的孩子，醒来第一件事就是***眼睛找妈妈。她从小床爬到大床上，钻进我被窝，

小身子暖烘烘的。“妈妈，今天哥哥生日。”她说，眼睛亮晶晶的。“嗯。

”我摸摸她的头发。“有蛋糕吗？”我沉默了一下。蛋糕，那是电影里才有的东西。

去年我们厂***女儿结婚，弄了个奶油蛋糕，全厂的人都跑去看了。白的奶油，红的喜字，

听说要十几块钱，还要特殊的糕点票。“今天吃桂花糕。”我说。

小红的眼睛更亮了：“一整块吗？”“嗯，一整块。”她满足地叹了口气，把脸埋在我怀里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又抬起头：“妈妈，我过生日也能吃一整块吗？”“能。”我说，

“等你过生日，也给你买。”其实我心里没底。一块桂花糕三毛钱，还要糕点票。

这个月为了给小明过生日，我们把攒了三个月的糕点票都用了。小红生日在四月，

那时候桂花还没开，有没有桂花糕卖都不一定。但这些话不能对孩子说。小明也醒了。

八岁的男孩，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跳下床，翻找他的书包——其实是一个军用挎包，

他舅舅当兵退伍时给的。他从包里掏出一个纸包，神秘兮兮地凑过来。“妈，你看。

”我打开纸包，里面是五颗水果糖。糖纸已经皱巴巴的，但糖还完好。“哪来的？”我问。

“跟同学换的。”小明说，“我用三张烟盒纸换了五颗糖。今天生日，我们一人一颗。

”我心里一酸。三张烟盒纸，是他攒了多久才攒到的？

他知道那些印着***、红旗牌的烟盒纸在男孩们中间是硬通货，能换玻璃珠、橡皮筋，

甚至小人书的观看权。可他换成了糖，为了生日。“好，我们晚上吃。”我说着，

把糖仔细包好，放在枕头底下。8.王建国回来时，已经是上午九点半了。

他的脸被秋风吹得通红，头发乱糟糟的，工装外套的肩膀处湿了一片——是晨露还是汗水，

分不清。但他手里紧紧攥着那个布袋子，攥得指节都发白了。“买到了？”我迎上去。

“买到了。”他说，声音有些哑。他从布袋里掏出一个小油纸包，

比1957年那个油纸包好一些，是蜡纸的，上面印着“南京食品厂”五个红字。

油纸包还是温的。小明和小红已经围了上来，眼睛盯着那个纸包，一眨不眨。

王建国小心翼翼地把纸包放在桌上，一层层打开。四块桂花糕露了出来。淡***，方方正正，

表面撒着干桂花。比1957年那些糕点细腻一些，桂花也多了些。香气散开，

整个房间都甜了。“怎么四块？”我问。“限购两块。”王建国搓了搓冻僵的手，

“我排了一次，买完又到队尾重新排。后面的人不乐意，吵了几句，

后来看我是给孩子过生日，就让了。”我想象那个场景：天还没亮，

食品店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。人们跺着脚取暖，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。王建国排在队伍里，

心里算着时间——他九点要上班，不能迟到。买完两块后，他看着长长的队伍，犹豫了一下，

还是走到队尾重新排。后面的人抱怨：“怎么又排？

”他说：“孩子今天生日……”有人让了，有人还在嘟囔。这些他都没说，但我能猜到。

“你几点去排的队？”我问。“四点五十到的，前面已经有十几个人了。”他轻描淡写地说，

然后转向孩子们，“今天小明生日，我们吃桂花糕。”9.分糕的过程像一场仪式。

我找来最干净的盘子——其实就是一个白瓷盘，边缘有个小豁口，是去年小红不小心摔的。

我把四块桂花糕摆在盘子里，摆在桌子正中央。阳光从窗户斜***来，照在糕点上，

那些干桂花像星星一样闪着光。“怎么分？”我看着王建国。他想了想：“小明一块，

小红一块，剩下两块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今天小明生日，多吃半块。剩下一块半，

桂香你吃。”“不行。”我摇头，“你早上排了那么久的队……”“我不爱吃甜的。

”他又说那句话。二十年了，这句谎话说得他自己都信了。最后我们这样分：小明一块，

小红一块，我和王建国分一块。剩下一块，我说留着明天吃。其实我知道，

明天王建国会找理由不吃，那块最终还是会进孩子们的肚子。分给我们俩的那块，

我拿来小刀，仔细地切成两半。一半大一些，一半小一些。我把大的那块推给王建国。

“你吃大的。”我说。“你吃。”他推回来。推来推去，

最后我妥协了——但我只咬了一小口，就说饱了，把剩下的都给了他。他也只吃了一小口，

把剩下的又放回油纸包。“晚上再吃。”他说。我们都知道，晚上也不会吃的。

这块糕点会在油纸包里放上好几天，直到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，

直到我们再也找不到理由推脱，才会拿出来，分给孩子们。但此刻，让我们假装会吃吧。

10.小明吃得很慢。他用手指捏着那块桂花糕，小口小口地咬。每咬一口，

都要在嘴里含很久，让甜味和桂花香慢慢散开。他的眼睛眯着，像一只满足的小猫。

“好吃吗？”我问。“好吃。”他用力点头，“比去年那半块好吃。”去年国庆节，

厂里发福利，每人半块桂花糕。我们家的两块，切成四份，每人一份。小明的那个朋友二毛，

一口气就把半块吃完了，然后眼巴巴地看着小明手里的小半块。小明分了他一点点，

就指甲盖那么大。“那是因为今年是一整块。”王建国说，“一整块和半块，味道不一样。

”小红也吃得很珍惜。但她年纪小，控制不住，一会儿就吃掉了一大半。

看着手里越来越小的糕点，她突然停下来，把剩下的半块递给我。“妈妈，你吃。

”“妈妈有。”我指指盘子里我和王建国分的那块。“你那个小。”小红执拗地举着手，

“我的给你。”我接过来，掰下很小的一块放进嘴里，剩下的还给她。“妈妈尝过了，真甜。

小红自己吃。”她这才安心地继续吃。房间里很安静，只有细微的咀嚼声。

窗外的桂花香一阵阵飘进来，和糕点里的香气混在一起。楼下传来邻居的说话声，

自行车**，远处工厂的汽笛声。但这些声音都像隔着一层水，朦朦胧胧的。这一刻，

这间十六平方米的房间，就是我们全部的世界。11.吃完糕点，王建国该去上班了。

他穿上外套，走到门口，又折回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小明。“生日礼物。

”那是一辆小铁皮车，绿色的，车轮能转。虽然漆掉了一些，但整体还很完整。“哪来的？

”小明眼睛瞪得老大。“厂里废料堆捡的。”王建国说，“我擦干净了，上了点油，

轮子能转。”小明小心翼翼地接过小汽车，捧在手心里，像捧着什么宝贝。他知道，

这可能是他今年唯一的生日礼物。新玩具要钱，要票，我们家买不起。“谢谢爸。”他说，

声音有点哽咽。王建国摸摸他的头，没说什么，出门了。我收拾桌子，把油纸仔细抚平，

叠好——这种蜡纸可以反复用，包东西不会漏油。糕点屑我也没扔，小心地倒在一张纸上。

这些碎屑可以泡水喝，有甜味，也有桂花香。小红蹲在地上看哥哥玩小汽车。

小明把车放在水泥地上推来推去，嘴里发出“嘟嘟”的声音。阳光照进来，

照在那个绿色的小铁皮车上，照在孩子们的脸上。我看着他们，突然想起1957年，

王建国在桂花树下对我说：“等以后日子好了，我买一整盒桂花糕给你吃。

”那时候我们以为，“以后”不会太远。现在十八年过去了，我们依然分食着一块桂花糕。

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——我们有了一间自己的房间，有了一双儿女，

有了一个虽然清贫但完整的家。日子好像真的好了一点。虽然只是一点点。12.傍晚，

王建国下班回来，手里拎着一个小网兜。网兜里有一条鱼，不大，也就巴掌长。

还有一把小葱，几块豆腐。“哪来的鱼？”我惊讶地问。“厂里发的。”王建国说，

“国庆节福利，每人一条。”其实我知道，这鱼可能是他用别的东西换的。

他们机械厂有时会发手套、肥皂这些劳保用品，他可以拿去跟别人换吃的。但他不说，

我也就不问。晚饭很丰盛：鱼头烧豆腐，鱼身红烧，小葱炒鸡蛋——用了两个鸡蛋，

是攒了一个星期的。还有白菜汤，里面放了几片昨天剩的肉皮。这就是生日宴了。

我们围坐在小方桌旁，桌上摆着四个菜，中间是那条完整的鱼。

这在平常是不可想象的——通常我们一个月才吃一次鱼，而且都是切成段，分好几顿吃。

“今天小明生日，鱼不切了，整条烧。”我说，“寓意年年有余。

”小明和小红眼睛都盯着那条鱼，但他们没动筷子，等着大人先夹。

王建国夹起鱼肚子上一块最嫩的肉，放到小明碗里。又夹起另一块，放到小红碗里。“吃吧。

”他说。我们这才开始吃饭。鱼很鲜，豆腐很嫩，鸡蛋很香。但最香的，

是那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感觉——虽然挤，虽然桌子小得胳膊碰胳膊，但温暖，踏实。

饭后，我拿出小明换来的五颗水果糖。糖纸是玻璃纸的，在灯光下闪闪发亮。

我小心地剥开一颗，糖是橘***的，闻起来有橘子的香味。“一人一颗。”我说。

小明那颗给了小红，小红那颗想给我，我没要。最后我们四个人，吃了三颗糖。剩下两颗，

我说留着明天吃。其实我知道，明天孩子们还会推来推去，最后那两颗糖会在抽屉里放很久，

直到糖纸和糖粘在一起，直到我们都忘了它们的存在。13.晚上，孩子们睡着了。

小红的小床挨着大床，她侧躺着，怀里抱着一个破旧的布娃娃——那是用碎布头做的，

眼睛是两颗黑纽扣。小明睡在靠墙的那张小床上，呼吸均匀，手里还攥着那辆小铁皮车。

我和王建国躺在床上，没睡。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水泥地上，白晃晃的一片。

楼里很安静，只有偶尔传来的咳嗽声，或者谁家孩子的梦呓。“今天花了多少钱？”我问。

“糕点六毛，鱼是发的，豆腐和小葱一毛二，鸡蛋算一毛。”王建国低声说，“总共八毛二。

”八毛二，是他两天的工资。但我们谁都没说贵。有些东西，不是用钱能衡量的。

“小明今天很高兴。”我说。“嗯。”王建国应了一声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桂香，

你说咱们这辈子，能不能等到想吃多少桂花糕就吃多少的时候？”我想了想：“能吧。

孩子们不是说了吗，等他们长大赚钱，要给咱们买一屋子桂花糕。”王建国笑了，笑声很轻，

在寂静的夜里像一声叹息。“那得等多久啊。”“等呗。”我说，“十八年我们都等了，

再等十八年，怕什么。”窗外，桂花的香气又浓了起来。夜风吹过，带来远处秦淮河的水汽，

也带来更浓郁的甜香。这香气穿过窗户，穿过蚊帐，一直飘到我们床边。

我忽然想起白天分糕点时，那些掉在桌上的碎屑。我当时没舍得擦，用手指一点点蘸起来，

放进嘴里。碎屑很小，几乎尝不出味道，但那股桂花香，一直在舌尖萦绕。

也许生活就是这样——大块的甜蜜不常有，但碎屑里的甜，一点一点攒起来，也能甜一辈子。

“睡吧。”王建国说，“明天还要上班。”“嗯。”我闭上眼睛，但没马上睡着。我在想，

等小红生日的时候，我要给她买什么。也许可以提前攒钱，买一块桂花糕，再买一根红头绳。

或者，我可以学着用碎布给她做一件新衣服。想着想着，我睡着了。梦里，

我看到了很多桂花糕，堆得像小山一样高。王建国、我、小明、小红，

我们围坐在桂花糕山旁边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孩子们的笑声像银铃一样，

王建国的笑容像年轻时那样明亮。醒来时，天还没亮。王建国已经起床了，

正在轻手轻脚地穿衣服。他看见我醒了，做了个“继续睡”的手势。我看着他穿好衣服，

拿起布袋，准备出门——他要去买早饭，馒头或者油条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回头看了一眼桌子。

油纸包还在桌上，里面是那块留着的桂花糕。他走过去，打开油纸包，掰下很小的一角，

放进嘴里。然后他满足地叹了口气，像完成了一个仪式。我假装没看见，翻了个身，

面朝墙壁。眼泪却不知不觉流了下来，湿了枕头。不是难过，是别的东西。

是那种知道有人在默默爱你，默默把最好的留给你，却还要假装不在意的感动。

是那种清贫岁月里，一点甜就能照亮很久的感恩。是1976年的秋天，南京城里，

一间十六平方米的房间里，一个普通家庭最真实的幸福。虽然这幸福很小，

小得像桂花糕的碎屑。但对我们来说，已经够了。14.1996年的秋天，

南京城在拆与建之间摇摆。从我家阳台望出去，左前方那片老平房上个月刚被推平，

现在搭起了高高的脚手架，挂着“新世纪商厦”的巨幅广告牌。右边，

秦淮河对岸的老城墙还在，但墙根下开了一溜儿酒吧和咖啡馆，霓虹灯牌在夜里亮得晃眼。

我们这个八十年代初建的家属院，成了这片区域里最旧的建筑。邻居们陆续搬走了，

有的买了商品房，有的子女接去了新城区。六层的老楼里，有一小半窗户常年黑着。

但我没想过搬。王建国也没提。我们在这套房子里住了十五年，从筒子楼搬到这里时，

小明十四岁，小红十一岁。现在孩子们都大了，房子空了，但我们习惯了。

习惯了墙上的水渍印子，习惯了吱呀作响的木地板，习惯了厨房窗户永远关不严，

秋天灌进来的风里总带着桂花香。只是今年的桂花香，闻起来有些孤单。九月三十号下午，

邮递员在楼下喊：“301，王建国，汇款单！

”我正在厨房腌桂花——楼下那棵老桂花树今年开得特别旺，我摘了些，准备做糖桂花。

听到喊声，我擦了擦手，赶紧下楼。汇款单是小红从深圳寄来的，五百块钱。

附言栏里写着一行小字：“爸妈中秋快乐，买点好吃的。”我捏着那张绿色的单子，

在楼梯口站了一会儿。楼道里很暗，声控灯坏了很久了没人修。从气窗透进来的光，

刚好照在“深圳”那两个红字上。那么远。小红嫁去深圳五年了。头两年还回来过春节，

后来有了孩子，说春运太挤，孩子受不了，就改成了国庆或者中秋回来。再后来，

她说公司忙，请不到假，就连国庆也不一定回来了。上一次见她，是去年春天。她回来出差，

只住了两晚。带了一堆营养品，包装都很精美，全是英文。我说太贵，她说：“妈，

现在不同了，这些东西咱们吃得起。”咱们。她说“咱们”，但我感觉，

我们好像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里了。3回到家，王建国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。他今年六十了，

去年退休的。退休后订了三份报纸，能从早上看到中午。但我知道，

他其实没怎么看进去——翻来覆去就是那几版，广告版都能背出来了。“小红寄钱来了。

”我把汇款单放在桌上。他摘下眼镜，看了看：“这孩子，又寄钱。”“说是让买点好吃的。

”我在他对面坐下，“中秋快到了。”王建国沉默了一会儿，重新戴上眼镜，但没再看报纸，

而是看着窗外。窗外是那棵桂花树，金黄的花簇在秋风里微微颤动。“小明呢？”他问，

“中秋回来吗？”“昨天打电话说，要看生意情况。”我说，“最近在谈一笔合同，

成了就能回来，不成可能还得跑广州。”王建国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厨房里传来咕嘟咕嘟的声音——我腌桂花的罐子在发酵。那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清晰，

一下，一下，像某种缓慢的心跳。十月二号，快递来了。不是邮局那种绿色邮包，

而是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小伙子，抱着一个挺大的纸箱。“王建国家吗？深圳来的快递。

”我签收了。纸箱不重，但包装得很讲究，外层是硬纸板，里面还有泡沫塑料。拆开，

是一个铁盒子，深红色，印着烫金的“港式月饼”四个字。打开铁盒，

里面整齐地摆着八个月饼，每个都有独立包装。

莲蓉的、蛋黄的、五仁的、还有我没听说过的“冰皮月饼”。盒子底层，

还有一小盒独立包装的桂花糕，真空的，每块都方方正正，